孙凤岐：一是源于戏剧情结，二是有种紧迫感。我从贵州省艺术学校毕业后就到剧团工作，一干就是16年。我熟悉剧团的演员、熟悉舞台上那些戏、熟悉台前幕后的故事。我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一台戏如何从剧本到立在舞台上的全过程。期间，凝结了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的情感和心血。我身边的戏剧人始终坚守一个信念，那就是“戏比天大”。他们视戏剧为生命，心无旁骛，从艺终生，奉献终生。以自己的一腔忠魂，锻造传世精品、谱写流芳华章。“不经一番寒彻苦，怎得梅花扑鼻香”，为了打造艺术精品，戏剧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们知道，戏剧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无论唱、念、做、打、舞，还是手、眼、身、法、步，一招一式来不得半点马虎，必须用心用情，方能对得起台下的观众。

后来，我又调到文化局，前前后后，我在文化系统工作了28年，从一个戏剧音乐工作者，到一个戏剧评论工作者，再到戏剧工作管理者，我见证了贵阳戏剧的兴衰更替、起承转合。我深感戏剧是戏剧人延续千年的吟唱，是中华儿女代代相传的乐章。戏剧已融入戏剧人的血液之中。对戏剧的这份情结，驱使我想把这段菊园往事写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贵阳戏剧。

1997年，贵阳市评剧、川剧、越剧、豫剧的建制撤销，除了京剧团，其他剧团不复存在。一些老艺术家也相继离开人世，一批经典剧目也告别了舞台，如果再不抓紧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必将是贵阳戏剧人的一大遗憾，这就是写这本书的紧迫感。本书的另一个作者莫洪军也在剧团工作多年，也有一种戏剧情结，我们一拍即合，开始本书的编著。经过几年的搜集资料、采访艺人、查阅史志、广寻照片，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书稿。圆了我们一个多年的夙愿：让那些残留在几代人记忆中的贵阳戏剧，定格成文字，记录于纸上，以再现贵阳戏剧曾经的辉煌，告慰那些在舞台上奉献毕生心血的戏剧工作者，也为后来者了解贵阳戏剧打开一扇窗。

记者：您在旧著《芙峰集》中提及了故乡的“跳花灯”，认为它“最早萌发了我那颗想搞文艺的童心”“是我艺术上的‘启蒙老师’”。您对戏剧的认知和理解分几个阶段？戏剧情结又是怎样养成的？

孙凤岐：对戏剧的认知和理解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耳濡目染。黔北湄潭是我出生的地方，那里山清水秀，文脉赓续。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于此，培育了当地的文风。我记得小时候，县城里不仅有民间花灯，还有业余川剧团、评剧团。那时学校的作业很少，晚上做完作业就跑到南街的剧场蹭戏看，喜欢看川剧丑角表演，喜欢听评剧婉转的唱腔。没有戏看的那天，就会到茶馆，站在屋角听评书，什么《七侠五义》《薛刚反唐》《封神榜》听得津津有味。而观花灯则是过年期间的心心愿愿，每逢正月初三，县城一下子涌入许许多多花灯队，都是附近乡镇的农民，唐二幺妹质朴逗趣的表演，演唱者即兴编创的灯词，都让我着迷。听书看戏观灯是我儿时的一大乐事，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一颗艺术的种子。

第二阶段，初探戏剧。中学时期，我加入了校文艺宣传队，节假日经常到大街上演活报剧。1965年我考上贵州省艺术学校，除了攻读音乐专业外，最喜欢就是观摩戏剧，只要省、市剧团有新戏上演，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学习观摩，当然那个时期看得最多的是样板戏。只要一走进剧场，我就会被舞台上跌宕起伏剧情所吸引，被演员精湛的表演所折服，被音乐舞美营造的戏剧氛围所感染。除此，每一台戏都会给我带来不同的审美愉悦。

第三阶段，入戏其中。艺校毕业后就到剧团工作，对戏曲的认知和感悟就更深了一步，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剧种繁多，剧目多如繁星，“唐三千宋八百”，每一出戏都是时代、生活、人性、美丑、善恶的折射，戏曲历来是人民大众了解历史、了解社会的重要途径。从耳濡目染、初探戏剧到入戏其中，从一份喜爱变成一种职业，其中的戏剧情结可谓剪不断，理不乱。

记者：贵阳戏剧有六百年历史，六百年后才有了首部贵阳戏剧史著述《贵阳戏剧史话》。可见为贵阳戏剧立传不易，难在哪里？在戏剧史话的舞台上，您如何自我定位？

孙凤岐：其实，贵阳戏剧的繁荣发展仅是百余年的事。贵阳戏剧留下的史料很少，《贵州通志》《贵阳通志》对贵州贵阳戏剧的记载也不多，为演员立传更是凤毛麟角。所幸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贵州出版了《贵州戏曲大观》《贵州戏剧史》，为编著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贵阳市剧协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市剧协的甘泳衡同志编印了内部资料《贵阳戏剧史料汇编》，虽然不是很系统很完整，但也给贵阳戏剧留下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既然本书是叙写贵阳的戏剧，就必须占有更多的史料，除了现成的史料外，还需采访一些剧团的老人，他们是贵阳戏剧的知情者和见证人。书中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就来源于老艺人的口述。编著此书还有一点也很耗费时间和精力，即书中同一条引文，不同的史料表述都不一样，需经过反复考证和鉴别，拿不准的还要请市档案馆查原始史料，以防不实和谬误。由于资料有限，水平有限，该书难免有错漏缺失之处，还请读者指正。在戏剧史话的舞台上，自己就是一个参与者和记录者。

记者：《贵阳戏剧史话》用“史话”这一文体为贵阳戏剧立传，出于怎样的考量？在写作体例上，是否带入了您参撰《贵阳百科全书》等书的经验？

孙凤岐：用“史话”这一文体，可以更好地概括全书的内容。“史”主要表现在贵阳戏剧的发端、流转、演变的史料记载和发展脉络上；“话”记述的是台前幕后的故事。有“史”有“话”，更能增加书的可读性。在《贵阳百科全书》（文化篇）的编撰中，鉴于篇幅所限，只列举了贵阳戏剧有代表性的28个剧目，而《贵阳戏剧史话》辑录了14个剧种的54部优秀剧目。在撰写剧目时，也采用了《贵阳百科全书》“条目”加“释文”的体例。

记者：您自身便是贵阳戏剧史中的一部分。书中我们看到了您对戏剧人的敬意，也看到了贵阳戏剧的流转演变中有生命力的现象：“小剧场现象”。可否请您谈谈贵阳的戏剧人和小剧场现象？

孙凤岐：戏剧与文学、美术、音乐等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不同。文学作品是用语言文字叙写人生百像，美术是用线条和色彩描绘万千世界，而戏剧则是通过演员的表演来表达剧作的主题和意趣，凡剧作者的审美理想无不是通过演员塑造的艺术形象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演员是舞台的主体，这是戏剧与其它艺术门类的本质区别。在近百年的贵阳戏剧舞台上，涌现了一大批不同时代的表演艺术家和优秀演员。他们或与各剧种的表演大师同台演戏，名震一方；或得到各流派代表人物的真传，成为“名角”；或刻苦钻研、磨砺演技，成为新秀；或传授技艺、诲人不倦，为传承国粹鞠躬尽瘁。为这些可亲可敬的演员立传，为一剧之本的剧作家立传，责无旁贷，也是本书的题中之意。

如果说《贵阳戏剧史话》有什么亮点的话，将“小剧场戏剧”独立成篇便是其中之一。小剧场戏剧运动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是西方戏剧反商业化、积极实验和探索的产物。1982年，北京人艺第一次将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搬上了首都的戏剧舞台，这是中国小剧场戏剧运动的开端。1989年4月，我到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小剧场戏剧节，观摩了戏剧节的十多台小剧场戏剧剧目，对小剧场戏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知。在随后的几年中，小剧场戏剧的影响悄然渗透于全国各地，导引人们在戏剧出现危机、大剧场的演出不甚景气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观、演距离，进行小规模的探索和实验，来实现戏剧自身的突破与提高，招引观众重新回到剧场。20世纪80年代后期，贵阳市川剧团、贵阳市越剧团率先进行“小剧场戏剧”尝试，将各自的排练厅改造为小剧场，创作排演了一批以方言喜剧为主要形式的小剧场剧目，在小剧场久演不衰。随后，在贵阳“达德戏馆”“欢乐星期五京剧小舞台”也时常演出小剧场戏剧。近几年“方舟戏台”更成为贵阳市小剧场戏剧的演出圣地，贵州京剧院在“方舟戏台”连演三年，每年演出三百多场小剧场戏剧，全国京剧名家纷纷应邀登台献艺。

在构思全书章节条目时，在第二章“剧种”、第三章“剧目”中，我特意将“小剧场戏剧”独立成节，并列其中。虽说无此先例，况且，按传统对剧种的划分，小剧场戏剧还不是一个剧种，但它作为贵阳戏剧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戏剧形态，应该给予它一席之地。

记者：《贵阳戏剧史话》为理解贵阳的地方文化特质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戏剧史”的视野。请您从贵阳戏剧与移民的关系、与地方认同、文化认同的关系等角度具体谈谈。

孙凤岐：贵阳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省会城市。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着布依族、苗族、侗族、彝族等众多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先民们最早开发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并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源远流长、多姿多彩的民族特色文化，造就了贵阳独特的文化秘境。

随着历史上几次大的移民潮，大批汉族迁入，这里成为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生息繁衍的地方。与中原地区的通都大邑相比较，贵阳文化由于地理位置、民族构成、表现形式、发展历程不同，形成了“多元融合、和而不同”的贵阳文化特征。

两千多年前，贵阳地区属夜郎国辖地，因而，夜郎文化成为贵阳最古老也最具影响的文化形态。明清时期，贵阳与中原交往日益增多，贵阳文化吸收中原文化及周边地域文化的活跃元素，经过融会贯通，逐渐形成了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的贵阳主体文化。贵州梆子、傩堂戏、阳戏、端公戏、花灯戏、地戏、布依戏等多种地方戏剧在贵阳境内流行。“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开启了贵阳文化的一代新风。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贵阳文化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辛亥革命爆发后，民主思想在贵阳迅速传播。1911年，黄齐生编写了弘扬爱国主义的历史剧《大埠桥》，以川剧形式在贵阳上演，轰动一时。1913年，达德学校师生演出话剧《维新梦》《武训兴学》，开贵阳新剧演出先河。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成为抗战后方重镇，一批文化名人和戏剧人纷至沓来，当时，贵阳城内各省的会馆成立，戏园茶楼甚多，京、川、评、越等一批戏班剧社涌入贵阳，活跃了贵阳的文化生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进步文化活动在贵阳方兴未艾。贵阳沙陀业余剧社、筑光音乐研究会等，排练演出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戏剧和音乐作品。这一时期贵阳的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书法、报纸、广播、出版等活动一扫昔日封闭冷清的现况，变得异常活跃。各种文艺团体纷纷成立，文艺刊物接踵出版，戏剧舞台精彩纷呈，为后来贵阳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这样说，贵阳的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儒家文化、移民文化、都市文化经过长期的相互包容吸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排斥，融合发展，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成为凝聚各民族的精神纽带。

记者：历史上，省会贵阳得以成为全省的文化中心，戏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是抗战时期文化西迁，戏剧团体的传入为贵阳留下了文化的种子；二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贵阳拥有十多个艺术院团、文化演出场馆，多在贵阳举行的各类文化、艺术奖项也在塑造文化评价体系。在“强省会”背景下，戏剧在凝聚文化认同上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孙凤岐：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欣赏主体，20世纪70年代之前，戏剧和电影是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主体。之后，电视、多媒体、网络游戏、休闲文化等多元文化形态步入人们的生活，戏剧不再是大众文化娱乐的唯一选择。自90年代中期，国家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对远离本土、行当不全、后继无人的地方戏曲剧团不再保留。贵阳市除京剧团外，其他戏剧团体被撤销建制。

新中国建立以来，贵阳的戏剧团体始终坚持寓教于乐、雅俗共赏，坚持真、善、美，发挥了戏剧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化功能和传承功能。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和促进贵阳市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贵阳观众奉献了一出又一出好戏，丰富了省城人民的精神文化家园。广大观众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虽说专业的剧团减少了，但新兴的民间剧团和剧社又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壮大。新的戏剧团体以各自的演出方式，竞相在贵阳的舞台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目前，活跃在贵阳舞台上的戏剧表演团体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戏曲剧社。剧种涵盖话剧、京剧、川剧、越剧、昆曲、黔剧等；第二类是喜剧相声剧社。如春黔社、山人斋等；第三类为探索型先锋实验戏剧社。如一鸢剧社、抓蚂蚁剧团、力天黑匣子小剧场等。这些民间剧团剧社的存在与演出，为贵阳的传统戏曲留下了难以熄灭的火种，形成了贵阳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很令人欣慰。正如戴明贤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传统悠远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戏剧，有民间观众的深厚土壤也不会真的死亡绝迹。”

强省会离不开强文化。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城市的文化是可以触摸的，它或许是一台戏、一部电影、一组建筑、一片街区，抑或一座城市个性因素的聚合，是历史与现代、色彩与形状的展现。文化生活丰富的城市，总是充满着暖人的温度，洋溢着迷人的气质。毋庸置疑，强文化是强省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以文化软实力赋能强省会硬支撑，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发力。比如，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让强省会更有温度；实施文化艺术精品创作，让强省会更有活力；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发展，让强省会更有厚度；提高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质量，让强省会更有深度等。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戴明贤先生既是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还是戏剧家，是贵阳戏剧进程中的重要参与者，看戏、听戏、写戏、评戏，一样不少。其为《贵阳戏剧史话》所作序文，即显情深。

——编者按

《贵阳戏剧史话》序

戴明贤

本书的两位作者说，写这本书是圆了多年的宿愿；我捧读这部书稿，也生出相近的感觉。我和凤岐、洪军都曾经是改革开放前后这一时段贵阳市戏剧活动的深入参与者，亲历了它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盛况，也见证了它渐行渐远的背影。毕竟这是一大批从业者数十年安身立命的生涯，这个群体为之付出过心力和才华，为山城市民带来过开心的文化享受。

贵州是六百年前才受到中央政权着意开发的省份。明初的屯兵移民，抗战的流亡大潮，解放的革命大军，像三次强劲的新风，推动了贵州全方位的发展进步。贵阳市作为贵州的省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座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多种文化形态和谐并存。戏剧方面，明代贵阳就有关于戏剧的史料，建国后张宗和教授应邀在省艺校开设昆曲课程；川剧于晚清进入贵州并流行于多个城市；抗战军兴带来京剧和话剧、歌舞、音乐会等新型舞台艺术；沦陷区流亡同胞更令贵阳菊苑丰富多彩：话剧、评剧、越剧、豫剧、相声、杂技常年演出，并在战后也扎下根来，各自拥有自己的基本观众，稳定不衰的局面一直保持到60年代后期。然后是长达十年的沉寂期。这以后，又随着改革开放百废复苏的局面，梅开二度：传统经典重放光彩；原创剧目空前繁荣；更新增了过去没有的话剧，歌舞剧专业团体。再以后，又随着电视、光碟、歌厅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出现和普及，古老的戏剧艺术迅速边缘化、冷落化直至消失。

当然这是全国性的现象，而非贵阳所独有。但是我从书中看到，除了国粹京剧和本省地方剧种黔剧、花灯剧专业剧团在政府扶持下得到存在和发展；贵阳原有的川剧、越剧、相声等门类也在以民间组织、自娱自乐的方式存在与活动，并且数量巨大。这很令人欣慰。当然这也是全国皆然的现象。鲁迅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传统悠远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戏剧，有民间观众的深厚土壤也不会真的死亡绝迹。此外，贵阳山城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专业交响乐团和实验性小剧场艺术，也特别令人惊喜。

贵阳曾经是一座远离国家政治文化主流的腹地小城，因一些外在因素，多种戏剧争相涌入这座小城，并坚持数十年之久，这在西南诸省的戏剧艺术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今天，大多数剧团已不复存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只带来回忆的燕子，就是这部《贵阳戏剧史话》。它相当全面地介绍了贵阳市戏剧艺术的由来、发展和演变，具有不可低估的文献资料价值和研究认识价值。首先，它对贵阳市各剧种的创作、演出、历次重大改革作了比较充分的记录；其次，对贵阳市自创的优秀剧目及社会反响作了详细的介绍；其三是对至今方兴未艾的小剧场戏剧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小剧场戏剧的艺术特征和代表性剧目作了概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现代艺术观念；其四对贵阳市演出场所的历史呈现和现实状况进行了梳理。其五对贵阳市一百位艺术家和优秀演员逐一作了介绍。全书体现出一份厚重的历史价值。

此书出自孙莫二位之手不是偶然的。凤岐自省艺校毕业就在评剧团工作了十六年，又前后在文化局工作十二年，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角度都比较了解贵阳市的戏剧状况，并深入参与其中。洪军也是专业剧团的老职工，十分熟悉剧团情况。他们通过困难重重地搜索材料、寻踪采访、整理撰写，耗时数年才完成这部专著。我觉得这份工作既为一段有价值的历史留下一份备忘的索引，同时也是对他们曾经投入的青春和心力作了一次美好的回顾。

这本贵阳戏剧史话就是这一段昨日风景的浮光掠影。我这类老年亲历者读起来，有点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况味；对年轻的读者朋友，就会是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大觉隔膜了。但这本书以史话为体裁，结构周全醒豁，材料多样生动，文字明快简洁，比一般的典重史书有更大的可读性，年轻朋友浏览一通，能知道些艺术界的地方掌故，认识些以舞台为人生的人物，也一定会感到兴趣盎然的。